2003年，8岁的我看着一身粉色粗呢修身套装的艾丽踩着高跟鞋踏入哈佛校园后，“斥巨资”买到电影同款亮片羽毛笔，在日记本中许愿自己长大后像她一样闪闪发光，我相信这是很多90后的女生的真实写照。从《公主日记》到《律政俏佳人》，银幕上每个女性形象都完美精致，从发丝到脚趾都如定制，披着不同故事的外衣，香柔甜美是主流价值。就在同一时期，李宇春、周笔畅这一代少女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象挑战着电影中单调的符号化形象。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回首20年来我看到的银幕女性形象，她们如同一面面棱镜，折射着中外社会对“女性”想象的流动性。“蛇蝎美人”或“纯真少女”“受难女性”或“伟大母亲”这类刻板形象被一步步厌弃、质疑，向观众输送模板化价值体系的道路也愈发行不通。如果说艾丽以粉色套装与哈佛法学院的双重身份，打破了“金发美女无脑”的偏见，那么《泳者之心》中特鲁迪·埃德尔的横渡壮举，则是以肉身挑战社会规训。没有精致华美的服装，没有甜美精致的妆容，一头未加打理的利落短发、一身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蓝色泳衣，镜头聚焦在与海浪搏斗的身姿，观众聚焦在“女性不适合剧烈运动”偏见的粉碎，她在闪光，不是柔软蓬松的秀发，而是失聪的右耳，是海水中的咬牙坚持。

当女性脱下华服，不再以迎合他人的期待为人生目标，她们成为《出走的决心》里驾车驶向未知的李红，成为《芭比》里重新定义“美”的标准的芭比们，更是成为《三块广告牌》里有着暴戾外表的敢于愤怒与抗争的米尔德里德。“撕掉标签”直面真实的自我是电影对女性叙事的突破，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塑造不再是被动承受命运，广大女性形象也可以像“超级英雄”们一样成为以行动重构生命意义的主体。恰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真正的平等不是让女性变成男人，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以本真姿态存在。”女性力量从不是复制压迫逻辑，而是放低镜头，对社会枷锁从“看见”到“打破”的追求，我们看到的仅是女性形象的演变，更是社会对“人”的重新定义。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